在中国城市高速发展的当下，与机遇和奇迹相伴的是城市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矛盾。这些问题和矛盾深植于城市的各个层面，物质的与非物质的，极端的与日常的，都无一例外深刻地影响了城市人和他们的生活。有一些问题以批评的声音长期存在于学界乃至大众话语的讨论中，它们都代表了什么？真实的情况是否是我们默认的那样？在当代建筑和城市的背景下，该如何评价这些问题以及它们的美学指涉？我们选择三个出现频次极高的话题进行探讨，并在最后试图将它们重新联系起来。
并不公平的“千城一面”
“千城一面”在讨论当代城市问题时几乎是不能绕过的话题。这个词，不出意外是源自成语“千篇一律”，指的是很多城市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，建成环境形成了十分相似、缺乏特征的状况。在视觉呈现上，是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和大面积布局相似的住宅小区。而在和欧洲城市的对比中，中国大部分城市多样性的缺乏使得“千城一面”拥有十分肥沃的话语土壤。
在某种程度上，“千城一面”甚至是语言特征造就的一种对于当代中国建筑和城市的想象。中文中的一些概念，由于音律和象形的缘故，读起来会非常顺畅，以至于对词汇和语句本身所表达的准确含义产生干扰。常说“千城一面”的人，不必说去没去过一千个城市，几十个城市的取样应该是最起码的，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比较。除此之外，它们真的是一样的吗？事实上，提及“千城一面”的文献，极少出现在专业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的期刊之中，而多出现在非专业期刊和报纸上。这些论述在2000年后逐渐增多，是由于城市化的问题凸显，引发了这种“视觉”与“想象”的批评，而没有人真正将中国大量的城市进行所谓“相似度”的比对，因为其结果是城市之间，在地域和文化差异的加持下，是无法呈现统一面貌的。
所以，“千城一面”并不是最终的问题，人们在使用“千城一面”时，希望表达的是对当下城市特色缺失的担忧。简而言之，就是担心自己不够特殊了。某种程度上，这是全球化之前的世界中，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。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：首先，全球化之前的世界，信息与交通的不发达，导致了地域之间的高度神秘。但在城市史、建筑史甚至考古界，都接二连三地给出了实证，证明了即便在古老的年代，文化的视觉传达都很难呈现高度的“独立发展”。也就是说，即便出现了两个相似的城市，由于地域的隔绝，人们也无从知晓。其次，全球化在两个层面，建立了新的观察方法。其一是，全球化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世界各地的相似与差异，为地域之间的比较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开放的机会。其二便是全球化将信息技术和意识形态等进行快速的传播，在人们眼界逐渐开阔的同时，统一了很多经济、政治和文化上的事物。全球化虽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市特质的趋同，但同时观察者的眼睛也发生了变化，这种变化才是“千城一面”的成因。因此，例如大都市的CBD（这是举证“千城一面”时使用最多的案例），在区域模式和建筑设计的方面，势必会走向一定的相似性，即便视觉上努力地进行区别，除非是名载史册的摩天大楼，人们还是很难分辨两个城市核心区，但这也仅停留在视觉上较难分辨而已。当真正走在城市之间的街道上时，无论品质高低，我从未有过“千城一面”的切实体验。而视觉上的批评是并不公平的，在技术与效率的基础上，这些城市和建筑群本来就是大体相似的，而以此呼吁在地文化的特征和差异性实则杯水车薪。“千城一面”更不应该直接走向绝对的地域化和本土化决策，不应简单地成为城市特征缺失的挡箭牌。城市特征的缺失，从来不是因为建筑长得一样。而在绝对地域化的决策中，反而会因为高度统一的控制，造成设计原则的神经紧张、首尾颠倒。我们看到过很多富含传统符号的新区建设，它们的确不会被批评“千城一面”，却落到了更为难堪的境地之中。
“新旧”问题的观念
“新与旧”恐怕是城市建设和建筑设计领域里几乎被嚼烂的话题。“新旧”问题所指代的内容庞大且复杂。比如对于建筑师来说，可能是一个老建筑改造时碰到的问题，或是在旧建筑的边上建新建筑时，需要考虑的问题。而在城市规划、遗产保护、历史研究等方面，都有自己一整套的概念体系和对应的经典案例。与“千城一面”一样，“新旧”问题不是一个特别古老的问题。城市的历史就是在不断的拆除旧房子，建设新房子，这本身不是一个问题。而在近二十年被反复提及，甚至作为城市研究的核心话题出现，是因为速度。你难以要求一个高速发展的城市不去拓展和修复出新的物质空间。这个需求在短期集中，爆发出来的就是各类极端的现象：古镇大面积消失、里弄胡同成片的拆除、新城单调乏味的建设乃至“假古董”的泛滥。在极端的另一侧，是大面积保守的保护措施，给发展带来了不小的难度。在一段时间内，由于对速度的不适应，这两种极端现象频繁发生，也是我们在这里必须讨论“新旧”问题的原因。
“新旧”问题原本也是可以见招拆招去应对的，但更深层的文化因素逐渐显露出来，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，这组问题被过快地推进到了“传统与当代”的背景下。保守者与激进者都在“新旧”争论中，各自延伸了自己的诉求。这些诉求作为不同语境下的态度无可厚非，但不应该被过多地套在“传统文化”的语境下。因为这种概念的转换，对于问题的解决往往没有很好的建设性方案，反而会将“传统文化”困在一个实则是“复古主义”的牢笼中。而又因为传统文化具备着一种天生的归属感，使人们在关联此概念的事物上，都容易产生心理和行动上的认同甚至将其消费。而中国的当代建筑与艺术，并非毫无根基，可在决定城市建成面貌的时刻会显得非常无力。作为建筑师，我们遭遇了太多类似的情形：某地的城市设计和重点建设项目的任务书中，“体现本地传统文化”都会作为要求之一，而设计方案为了应对这项要求，往往伤透脑筋，最后给出一个十分形象化的答案。另一个极端是，当发现传统符号带来的效果堪忧时，完全地杜绝出现传统符号或材料，而刻意追求一种传统的“当代化”。
形成这些对立与窘迫的情形，根本不在于“新旧”的矛盾，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拥抱当代文化，拥抱一种自由的、充满可能性的文化氛围。无论新还是旧，建筑与城市都会坚定地走向“新”，这是历史教会我们的简单道理。与其误读传统文化和城市文脉，不如将更多的精力和关注投向中国的当代文化发展，这是更为妥帖和有执行可能的文化自信。“新旧”问题背后的观念，如果肯跳出原有的语境进入当代建筑与城市的语境中来，就会发现它不再是一个答案单一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充满机会的突破点。
来自两个完全不同且各具特色的城市中超高层住宅相似的面貌，左为中国重庆，右为韩国釜山。供图/李翔宁
城市建筑的“媚俗”与“日常”
其实当我们谈论当下城市建筑的“媚俗”时，更为精确的定义是“Kitsch”一词，音译相似的翻译是“刻奇”。大致指对于现存艺术风格不加选择、欠缺品位的复制，刻意对已获得广泛认同的文化象征元素进行批量生产的行为和取向。在网络世界，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出一轮怪诞外形的建筑，曾经榜上有名的诸如“福禄寿酒店”、“方圆大厦”都让人印象深刻，还有专门的网站组织评选“中国十大丑陋建筑”。丑与恶趣味真的是建筑的本意吗？
最起码在艺术领域，这是一个很难判定谁对谁错的概念。一方面，艺术主张原创，附加人们对其高雅和晦涩的印象，某种程度上，和奢侈品的属性有所交叉，口语中讲的“端着”就是此意。但我坚信艺术的本意不是区分阶级，而是使人更加平等。另一方面，“刻奇”或“媚俗”，都对“奇异”和“俗”没有过分的批评，批评的部分聚焦在“刻意”和“谄媚”。也是因为这样，与“Kitsch”成双入对的Jeff Koons会成为在商业和艺术领域都极为成功的艺术家。有评论家认为，当这种与世俗、商业紧密结合的艺术在创作时，若采取了一种“爱搭不理”的态度，它就不是媚俗的艺术，批判和反思恰恰使其成为先锋的艺术。更不必提，艺术家们的作品在感知的层面激起的丰富体验。因此，建筑中的丑或难以理解的形象，不是最终的结果，也不应该成为一个指挥棒似的对于城市建筑的评价标准。因为最起码的一条，美丑在每个人的心中、在不同的时刻都有不同的定义。
于是，当我们再看到“丑陋建筑”的时候，无论产生的喜好还是厌恶的感觉，都应该大胆地承认这种感受。人们都需要拥有被认同的文化特征和符号，以拉近和城市、和场所的距离，而对于一些特定形象建筑的追求以及对诸如“千城一面”的批评，说明这种需求还未被满足。退一步说，那些所谓“丑陋恶俗”的大型建筑项目，同样是通过合法的途径，经过层层论证评审才获得建造的许可。城市赋予建筑师与决策者的责任与义务固然重要，可这些建筑就这样眼睁睁地发生在脚下的土地上时，我们就应该转变对此问题的看法。一味地简单批评，并不能将那些建筑推倒，不如将大众社会对于日常的、市井的理解，对于某些主题文化的渴求加以利用。对于“媚俗”的批评不是剥夺审美“俗”的权力，而是通过另一个角度的思考方法，提供更适宜的城市建筑品质。而对于建筑象形的批评，由于媒体的放大而被拿到公众前进行消费和娱乐完全可以理解，但建筑师们、评论家们和艺术工作者们，需要将类似的问题进行后置，因为你可能在用一个简单的工具去试图转动一个复杂的零件。
以上三个话题的讨论，目的是将问题本身问题化，并纠正一些容易被掩盖的错误。城市发展自始至终都需要回答一些基本的问题，可是这些问题不够“漂亮”，也难以吸引眼球。可放在建筑和城市的发展史中，我们还是要回答那些比较古老的问题，建筑与自然、与人、与城市生产、生活的关系。人们担忧建筑和城市的美学出现偏差和错误，我也是如此。但美学如果有错误，这种“错误”也并不是美学能够拯救的。城市缺乏特征、保护与开发的矛盾、怪诞的建筑审美，都能够在一个更坚实的技术理性和更自信的当代文化之中，获得更好的解决方案。
李翔宁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
张子岳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
来源：美术观察（微信号：art-observation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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